“1.5代移民”常被用来指称那些在幼年或少年时期移民至他国的人。不同于一代和二代移民，他们是“夹缝中的一代”——身上带有来自祖国文化的影响，又要在一个新的文化中被社会化。他们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组合体，也时刻感受到异质文化间的撕扯和矛盾。

　　这种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体现在留学生群体身上，便被放大成为不同科学文化之间的张力。对那些在国内接受了良好本科教育、继而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的“科研1.5代移民”来说，留学生活观察到的种种现象带给他们的思考和冲击，直接指向我们应如何塑造科学文化的根基。

　　“内行评同行”VS“外行管内行”

　　自七年前毕业赴美攻读理论物理博士开始，张彻就完全沉浸在他的思想实验中了。

　　与和他同时赴美攻读无机晶体材料的同学常远不同，张彻的博士生涯没有做不完的实验、改不完的paper。他要做的是更基础、更原创的理论研究。

　　都说“理论研究要静下心来坐冷板凳”，张彻这张“冷板凳”一坐就是7年，他从读博伊始便没有选择继续研究导师所提出的理论方向，而是另辟蹊径。

　　理论物理不是时髦学科，解决重大理论问题才是终极追求。在常远为《自然》《科学》的投稿绞尽脑汁时，张彻更关注他的研究本身。

　　读博第3年，张彻将一些系统性研究成果陆续投给《物理评论D》。该杂志的影响因子常年徘徊在4.5～4.8之间，这当然不能与《自然》和《科学》的影响因子相比，甚至在影响因子7～8左右的《物理评论快报》面前也相形见绌。虽然影响因子不够高，但《物理评论D》是理论物理方向的经典期刊，颇受国际理论物理同行认同，用张彻的话说，“理论物理很艰深，做的人又少”。这或多或少影响了《物理评论D》的影响因子。

　　张彻没有选择首先把论文投给《自然》和《科学》，不是因为成果不够好，而是在理论物理学界看来，《自然》和《科学》更多地带有“科普性质”，从研究伊始，向《自然》《科学》投稿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越是综合性期刊，越需要让各个学科领域的人都能看懂，最好还能让一部分普通公众看懂。正如《科学》的办刊宗旨所追求的那样，它的科学新闻报道、综述、分析、书评甚至科学论文都是为了“发展科学，服务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自然》等确实可以被认为是权威的‘科普资料’。”张彻说，正因为这种大众性和综合性，使《科学》和《自然》进入了高影响因子的良性循环通道。

　　但一个理论物理学家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让更多大同行和普通公众了解他的工作，而是如何完整呈现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一篇提出理论突破的理论物理论文需要全面系统地阐述推演过程。”张彻有一篇发表在《物理评论D》上的文章将近40页，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几乎构成文章主体。

　　临近博士毕业，张彻已经在《物理评论D》上发表了7篇文章。他攻读博士的院系和导师素为学界所尊敬，和他同年入学的20多名博士生中，只有他一人最终获得了理论物理博士学位并坚守在该研究领域。

　　“同行评议的高度认可加7篇领域内权威杂志文章”，这让张彻对回国谋得一个国内顶尖大学的教职充满信心。

　　可事实远非他所想的那么简单。

　　2018年，张彻开始陆续关注国内高校的招聘启事。在尝试着和一些高校取得联系后，他发现国内排名靠前的高校都希望他可以先申请“青年千人计划”(以下简称青千)，而在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几乎是申请“青千”不成文的规则。

　　与张彻一同参加国内某高校面试的同行们，人人手握高影响因子期刊文章若干，这引起了这所高校的强烈兴趣。张彻的首场面试遇冷败给的不是比他更好、更有学术价值的研究，竟是更高的期刊影响因子。

　　回到美国，张彻与导师商量将接下来的文章发给《物理评论快报》，这是一个不得已的提议，相比《物理评论D》，前者更能给他带来国内寻找职位的优势。

　　在张彻看来，对于生物、材料等比较容易追研究热点、研究内容也相对容易让大同行看懂的实验学科来说，将高影响因子的期刊文章作为人才评价的指标之一未尝不可，但在他所从事的理论物理领域，“原创性、颠覆性的研究很可能刚开始的引用率很低，但长期影响力高”。

　　“只看研究成果的影响因子是有违科学精神和科学规律的。”张彻这么说，并非质疑《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在常远所从事的无机晶体材料领域，这些期刊依然代表着顶级的学术研究成果，“但在人才评价时，不应该有《科学》《自然》就好像要‘上天’。”

　　如果用“时髦”学科的高影响因子去评价“不时髦”的基础和理论研究，未免本末倒置、哗众取宠。

　　在首次求职遇冷后，张彻所报高校的一位老师给他写了一封长邮件。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同行圈子本就很小，张彻的研究实际上得到了该校相关领域专家的认可。“不过，我们也受限于学校和院系的相关规定。”这位老师言辞恳切，学校和院系在人才招聘方面有一套明确的管理制度，但制定这些管理制度的不一定是理论物理界的小同行。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内行，无法进行有效的同行评议，只能通过数文章、看影响因子来确定人选”。

　　一面是“不屑于”追求高影响因子期刊的导师和小同行，一面是在国内求职时完全迥异的人才评价标准。这在表面上是如何看待《科学》《自然》《物理评论快报》等期刊的问题，背后折射出的却是“内行评同行”和“外行管内行”两种截然不同的科学文化。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VS“合作关系”

　　为了说服导师同意自己在《物理评论快报》上发表文章，张彻与导师进行了多番邮件沟通，导师的态度也从刚开始的反对转变为后来的理解与尊重。

　　7年来，他们之间更像是合作研究的关系。

　　刚读博士时，导师将自己研究方向的一部分拿给张彻做，张彻觉得不够“高大上”，于是自己另起炉灶。导师表示完全支持，师生二人时常在学院办公室的讨论室里，因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但这仅仅局限于学术领域”。

　　在私人领域，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简单。张彻直到现在还没有导师的手机联系方式。“学业上的事就是发邮件。”

　　回国找工作这段时间，每到一所高校，从科研人员到管理人员甚至是学校领导，都会要求加张彻的微信方便联系。“大家好像更习惯用微信这种私密性较强的沟通工具聊工作。这在美国的学术圈不会发生，导师不会去了解学生的私生活。”

　　即使是导师和学生这样在我们看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关系，美国导师依然保持着公与私之间的界限感。所以，国内师生矛盾中，导师要求学生做家事的事情在美国几乎不会发生。

　　美国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的矛盾更可能集中在学术范围，比如有的导师会督促学生的实验进度，在实验结果不好时有可能对学生进行人身攻击。常远说，以他所接触到的情况，这已经是师生矛盾的极端情况。

　　相比于人身攻击，美国导师更倾向于以严格的学术标准把关学生的毕业程序。“大多数导师尊重学生的私生活和研究兴趣及进度，但他们不会在毕业这件事上‘放水’。”常远说。

　　“按时毕业”VS“按标准毕业”

　　自张彻2012年赴美读博，到2018年获得博士学位，6年在美国理论物理领域算是获得博士学位的较短时间。

　　而在常远所从事的无机晶体材料领域，平均博士毕业时间也要达到5年半。

　　让国内研究生们头疼的“延期毕业”问题似乎并未给张彻、常远们带来困扰。

　　国内大多数博士生研读年限是3年，最多研读时限是6年。如果6年仍然无法毕业，博士生将无法获得博士学位。所以在国内，“延期毕业”是压在博士生身上的一座大山。“这是一种按部就班造博士的做法，博士延期之所以引起国内学界关注，是因为在国内按时毕业才正常。”

　　学术标准是美国导师是否准许一个博士生毕业的唯一标准，其他因素包括研读年限等都不能成为让导师“高抬贵手”的理由。

　　相比于导师读博士的时期，张彻要学的东西更多、毕业难度更大，修读时间更长也在情理之中。“在国内，按时毕业是正常现象，但在美国，按学术标准毕业才是。”

　　“撒网式打招呼”VS“单盲式推荐信”

　　每每说到美国科学文化中关于人与人之间界限感的问题，人们很容易将美国科研界想象成一个完全依靠制度运作的体系。事实上，人性皆同，“人情”在美国科研界一样无法避免。

　　“相比于国内的刚性指标，美国从大学招生直到学生毕业就业，软性指标占有相当大比例。”常远2018年博士毕业后前往硅谷工作，其导师的推荐起了关键作用。

　　这种“走后门”现象在美国博士生毕业和就业时非常普遍，科研人员整个研究生涯的每个同行评议阶段也是一样。

　　如此说来，这和国内学术评价、申请项目时的“撒网式打招呼”有何区别?

　　常远在2011年申请季时请他本科时的一位老师写推荐信，老师的答复是，“你自己写好一个模板，我帮你改改”。当常远将自己写的推荐信拿给老师时，“老师看也没看，大笔一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但在他2018年找工作期间，每一封推荐信都是导师亲写，直到现在，常远都不知道这些有可能决定他命运的推荐信上到底写了些什么。

　　“这种‘单盲式’推荐信是基于对一个人学术和科研能力认可基础上的评价，而非仅仅出于人情。”常远说。

　　刚性制度很难保证不“一刀切”，而软性标准很难保证没有人为因素，如何把二者在人才评价时结合起来，同时最大程度保证公平性呢?

　　“完美制度设计”VS“坚实道德基础”

　　与张彻在国内找工作的出师不利相比，常远那些最终进入美国高校任职的师兄师姐，并非在科研成果产出上有碾压式优势。

　　“国内高校人才评价的种种标准完全是压力下传导致的结果。”国内高校的排名和评价要看文章发表数量、影响因子、引用率、“青千”入选者数量等标准，学校自然会拿这些标准筛选应聘者。

　　但让常远感触颇深的是，他那些获得美国很好的高校教职的师兄师姐发表文章的数量和刊物影响因子未必出类拔萃，有可能是刚好符合求职高校的职位需求。

　　美国高校以需求确定职位，科研项目也以需求作为资助标准。“不像国内，只要文章足够厉害，不管学科发展是否需要这个方向都招至麾下。”

　　在众多符合需求的求职者中，用来进行横向比较和筛选的标准不仅仅局限于文章发表情况，还要看求职者如何“更好地说明自己研究方向的前景和自己的优势”。

　　这体现出中美在人才培养和科学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我们培养的是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技能层面和知识层面的能力;而美国的教育培养的是提出问题、发表观点并说服别人的能力，是思维层面的能力。”

　　不同侧重点的培养模式导致了“科研1.5代移民”们与美国“土著”相比，缺乏推销自己的能力，和中国“土著”相比又缺乏对评价体系这一“指挥棒”的精准把握，从而在美国和中国高校的职位竞争中处于劣势。

　　常远并不否认，如果两个求职者都符合高校的职位需求，同时能力不相上下，推荐人的“人情因素”会是决定结果的“最后一根稻草”。尽管美国高校也有类似学术道德委员会的监督机制，但多数科学家会因为珍惜学术声誉和恪守学术道德而坚守底线。

　　“在国内，一个科学家如果发生了学术不端事件，最严重不过停职，换个高校又可以重新开始。但在美国，如果触碰底线意味着身败名裂。”常远在美的七年，尽管从未看到过高校招聘文件上有关学术道德的制度性要求，但只要丧失了学术声誉，任何高校都会委婉拒绝这样的求职者。

　　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制度，但坚实的道德基础让美国科学家们的“人情分”打得相对公平。这刚好弥补了刚性评价标准可能带来的弊端。

　　就在张彻纠结是否还要回国任教之际，东北一所“985工程”高校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最大程度给予他科研支持和研究自由，这对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来说弥足珍贵。但他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是因为地域和发展所限造成的人才流失严重，这所高校也许不会这样“求贤若渴”，不会放低对影响因子和人才帽子的要求。

　　张彻期待着更加彻底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