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兴宇

　　自从笔者呼吁学术调查不妨试行简易程序后，有业内人士指出简易程序也要严格遵守，不然摊上官司很有可能败诉。

　　同行提醒均有依据。国内某著名高校的博士学位撤销案显示，该校在处理这例学术不端案件时存在程序瑕疵，最终导致输了官司。原来，校方在调查初期约谈过当事人于某一次，此后直至作出撤销学位的决定，未再听取其陈述和申辩。法院据此认为，撤销决定有违正当程序原则。

　　法院同时指出，撤销学位决定仅载明依据学位条例、学校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等规定，但未明确具体条款，故无明确法律依据，适用法律存有不当之处。当然，法院也不支持于某的“依法判令撤销学位决定无效”的诉求。有专家指出学校履行相应程序后仍可撤销其学位。

　　无独有偶。近期另一则某单位硕士毕业生刘某诉第二导师学术论文署名权一案，一审判决原告刘某败诉。其中涉及到了发明创造和作品创作的区别。根据法院判决，原告的贡献在发明专利里已体现为“第一发明人”，而在学术论文署名中则遵循协商一致的署名规范，其“第二作者”的署名并无不妥。

　　上述两则案例揭示出当前学术调查面临的困境：一是学术权力与司法权力的界线在哪儿;二是学术调查证据的法定效力如何;三是无法回避程序中的“法、理、情”问题。

　　第一个问题太过敏感。上述判例显示司法机关对涉及学术规则的案例处理非常谨慎，其经验值得总结，但这并不意味否认学术权力的范围。两者之间界线的推测仍在互动中，笔者认为，于案的意义在于指出学术权力中的程序正义不足将影响其权威性;刘案则聚焦于学术论文的署名规范，应由学术共同体决定。

　　程序瑕疵也是瑕疵，核心在于该瑕疵是否足以影响被调查人的切身利益。学术调查中，在做出学术结论前告知被调查人一般应为必经程序。于案显然有特殊性，因结论对调查人有重大利益影响，当面告知或致无法预料、不可控的结果。回避这一环节，显然有“合理、合情”的立场。但该立场在司法诉讼中受限于“合法”性。这正是所有学术调查的程序困境。

　　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ORI)在调查实践中，采用“自愿和解协议”机制，力图解决这一困境。该机制是在宣布调查结论和处理建议后，就具体处理措施与被调查人达成和解，由被调查者签署一份“自愿和解协议”，承诺在若干期限内或不再申请、承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项目，或不担任该机构的评审专家，或接受若干处罚和更多监管等。随后ORI再公开该协议。

　　上述机制为解决国内学术调查程序中程序正义不足的困境提供了某种借鉴。

　　第二个问题较为复杂。学术监督作为学术共同体的自我约束形式，主要针对学术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其调查对象、证据和调查形式同其他监督有明显区别。学术调查证据，既要还原科学发现过程，也要遵循学术规范或伦理，更要呈现调查对象的主观状态，其证据链首先要考虑的是客观性、逻辑性和合规性。因此，其合法性需要从外部赋予或认定，而这涉及学术调查权的性质。笔者倾向认为应从监察权角度考虑学术调查权，进而赋予学术调查证据的法定效力。由《国家监察法》可知，监察权是约束公权力的权力。学术调查正是对调查对象是否滥用学术地位和权力侵占公共资源进行调查，是对公权力的监督。

　　此外，学术调查机构还从以下两个方面获得调查授权：一是从驻在部门的纪检监察机构获得线索来源或调查委托;二是从部门学术监督机构获得相应调查委托。据此，学术调查权可以看作监察权在学术监督领域的某种延伸或特殊应用，因而其调查证据获取应主动向监察调查的标准靠拢。

　　第三个问题非常关键。“合法性”除字面意思外，还包括合乎各部委的部门规章和学术共同体公认的学术规范、科研伦理原则等。在这方面，学术共同体对“造假、篡改、抄袭”的共识较为一致。其他失范行为还需要进一步达成共识，故在作出学术判断时要予以充分论证。

　　“合理性”的核心在于合乎科学研究过程的真实性、合规性。其科学假设、技术路径、原始记录、研究结论等均可作为调查的依据。在这方面，一些机构在原始记录保存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科研过程是否合规，需调查专家集体研判和学术委员会最终认定。

　　“合情性”在于区分是否存在主观故意、明知故犯、长期隐瞒等，抑或是诚实的错误、不同学术见解和因知识水平所限的误判等。在这方面，要对主观故意和客观错误作出严格界定。其中，时间、数量、数据完整性等都是可参考的变量。当然，也不能滥用这些变量。

　　考虑到学术规则、惯例和学术不端概念的形成有其历史性，学术调查程序中的“法、理、情”因素不可不察，这对于保持学术调查的客观性和权威性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监督与审计局)